樊绍述既卒，且葬，愈将铭之，从其家求书，得书号《魁纪公》者三十卷，曰《樊子》者又三十卷，《春秋集传》十五卷，表笺、状策、书序、传记、纪志、说论、今文赞铭凡二百九十一篇，道路所遇及器物、门里杂铭二百二十，赋十，诗七百又十九，曰：多矣哉，古未尝有也。然而必出于己，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，又何其难也！必出入仁义，其富若生蓄，万物必具，海含地负，放恣横从，无所统纪。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。呜呼！绍述于斯术，其可谓至于斯极者也。

生而其家贵富，长而不有其藏一钱，妻子告不足，顾且笑曰：“我道盖是也。”皆应曰：“然。”无不意满。尝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还，言某帅不治，罢之，以此出为绵州刺史。一年，征拜左司郎中，又出刺绛州。绵、绛之人至今皆曰：“于我有德。”以为谏议大夫，命且下，遂病以卒，年若干。

绍述讳宗师。父讳泽，尝帅襄阳、江陵，官至右仆射，赠某官。祖某官，讳泳。自祖及绍述，三世皆以军谋堪将帅策上第以进。

绍述无所不学，于辞于声，天得也。在众若无能者。尝与观乐，问曰：“何如?”曰：“后当然。”已而果然。

铭曰：

惟古于词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剽贼，后皆指前公相袭，从汉迄今用一律。寥寥久哉莫觉属，神徂圣伏道绝塞。既极乃通发绍述，文从字顺各识职。有欲求之此其躅。

【翻译】

樊绍述逝世以后，将要埋葬，我准备给他写一篇墓志铭，请他家里人提供书籍，得到他所著的《魁纪公》三十卷，书名题为《樊子》的又有三十卷， 《春秋集传》十五卷，表笺、状策、书序、传记、纪志、说论和用时文写的赞铭共有二百九十一篇，为路上所见山川、宫室、水井和各种器物、门里所写的铭文二百二十则。赋十篇，诗七百一十九首，我说：真是多啊，古代作家中从来没有人写这么多的。而且文词都是出于自己的创造，并没有袭用前人一言一句，这又多么难哪!文章内容下脱离仁义的范畴，丰富如同滋生蓄养的生物，真是万物具备无遗如同海含地负一般；文笔纵横奔放，肆意而为，不受任何拘束，但是却不需要修改加工而自然合乎文章的法度。唉呀!绍述在写文章这一方面，真可以说已经达到顶点了。

绍述出生时，樊家地位显贵而且家中很富，他长大后却不要家中财库里的一文钱。妻子儿女告诉他说钱不够用，他望着她们笑着说：“我为人就像这个样子。”于是妻儿们都回答说：“好，就照你的办。”没有不满意的。绍述曾经以金部郎中的身分到南方传告宪宗皇帝逝世的哀讯，回京后说到某帅把地方治理得不好，因而被罢免了金部郎中的官职，出京去做绵州剌史。一年以后，召拜为左司郎中，接着义出京担任绛州剌史。绵州、绛州的人民至今都说：“樊使君对我们是有恩惠的。”后来朝廷任命他为谏议大夫，任命将要下来时，他却因病逝世了，死时年纪若干。

绍述名宗师。父亲名泽，曾经在襄阳、江陵任过节度使，官至右仆射，死后赠某官。他的祖父做过某官，名泳。从祖父到绍述，三代人都是通过参加军谋将帅科的考试获得上等名次而进入仕途的。

绍述没有什么不学习的，特别在文章和音乐方面具有天赋。但他在众人中却好像没有什么才能似的。曾经有一次他和人一道观赏音乐，有人问他： “音乐怎么样?”他回答说： “以后一定会出现那样的事情。”不久果真出现了那样的事情。

铭文说：

只有古人写文章文辞都由自己创造出来，后来的人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就只好剽窃，后人都指着前人的作品公然袭用，从东汉到今天都照这个规矩办事。很久没有人感到要继承古人的作法，一些神圣的人物要么已经消逝了，要么隐伏不出，古人的作文之道已经被阻塞住了。阻塞到极点就会出现通达，这样才产生了樊绍述。在他的笔下，文字通顺妥帖，一个个字都各称其职。有想求得古人作文之道的，就可照绍述这条道路前进。

【赏析】

在这篇墓志铭中，韩愈对樊宗师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，从评价中可以看出韩愈理想中的古文标准是什么。它们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因素：一是古文的内容“必出入仁义”，在这个前提下包罗万象如同海含地负。二是在艺术形式上特别强调语言的独创性和使用语言时的科学性。所谓“必出于己，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”，但义要做到“文从字顺各识职”，“不烦于绳削而自合”。从理论上说，这个标准，特别是它对于古文艺术形式方面的要求是比较全面、比较科学的。虽然除韩愈等极少数作家以外，一般古文家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，但它作为一种理论，对唐代乃至后世古文创作的指导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。

本文在写法上重点突出，它记叙死者生前业绩，突出的是他作为古文家的成就。墓志中言其著作之多，赞其文辞之高，在铭文中又把樊宗师摆到古文源流中来写他的贡献，同时作者借题发挥自己对古文创作的看法。这样处理既得体，义切题。本文有些地方不如韩愈其他文章平顺自然，可能如欧阳修所说，退之“与樊宗师作志，便似樊文”(《论尹师鲁墓志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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